德国联邦劳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德国7月登记失业人数升至300.7万，失业率6.4%。这是继1月德国失业人数飙升至308.5万，失业率达6.6%创下12年新高后，失业人数年内再次突破300万。经历连续两年经济萎缩后，2025年德国经济仅微增0.2%，企业招聘意愿降至25年最低。更令人忧虑的是，每十个20至24岁青年中就有一人属于“尼特族”（NEETs，即不升学、不就业、不进修的青年），这一刺眼的现实暴露出“双元制”职业教育正面临深层的制度性脱节，越来越多德国青年“不再奋斗”源自重重困境。
就业神话褪色
“双元制”职业教育曾被誉为德国青年就业的黄金保障，但经济失速下越来越多年轻人正被边缘化。2025年，德国20至24岁青年的“尼特”比例已从2022年的8.8%攀升至10%；在20至34岁青年中，虽然无职业资质人数从2023年的279万（19%）微降至2024年的276万（18.8%），但这一庞大群体依然牢牢被困于低薪与极不确定的就业环境中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德国城市青年“尼特率”为10.6%，农村仅7.9%，这与欧盟整体农村“尼特率”更高的规律相反。城市高房价、移民聚集和托育资源紧张，正在让德国大城市成为青年困境的集中地。
青年劳动力供给缺口与人口结构转型紧密相连。受低生育率影响，德国中小学毕业生从2005年的95.8万降至2024年的79.9万，有移民背景的青年占比从18%升至29%。培训岗位供给并未跟上需求，2024/2025年度寻求职业培训青年达72.9万，市场实际岗位仅66.4万，官方登记求职者最终仅43%进入双元制培训，创15年最低水平。
在企业普遍使用短时工作制维持运营的背景下，无职业资质青年最先沦为经济波动的牺牲品。残酷的收入差异与生存压力将他们牢牢锁死在社会底层。
供需错位突出
德国青年大量陷入“尼特”状态的根源，深植于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结构失配。
一方面，区域与行业错位突出。南部发达地区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岗位大量空置，老工业区则失业青年聚集。软件开发、美容美发等行业求职者过剩，食品加工、建筑施工、餐饮、物流等传统行业长期面临招工难。这种供需错位导致年度培训结束时，出现“4万名青年未获岗位”与“5.4万企业岗位无人问津”并存的畸形现象。
另一方面，学历门槛加剧了匹配障碍。企业招聘学徒时，初中毕业生仅能应聘61%的岗位，实际入职率仅43%；实科中学毕业生可应聘93%的岗位，入职率51%；高中毕业生可应聘100%的岗位。基于早期学历的筛选，大量初中毕业生在求职初期即遭淘汰。
更为严重的是，缓冲失业风险的“过渡体系”功能异化。政府为未能进入双元制的青年提供职业基础教育、职业准备年等项目，但实证表明，这些未能发挥跳板作用，反而让青年在教育与半福利状态中循环打转。数据显示，“尼特族”中仅25%在主动找工作，17%在等待入学或培训名额。过渡体系中的青年被算作“接受教育或培训”，通常不计入失业或非经济活动人口，因此在官方统计中不算“尼特族”，这掩盖了学校到工作过渡的真实困难。
此外，培训合同的高解除率与最低工资政策形成意外的协同效应。双元制合同提前解除率已升至29.7%左右，部分手工业工种超36.7%。法定最低工资上调拉平了非熟练辅助岗位工资与学徒期津贴的差距，不少低收入家庭青年放弃三年左右学徒培训，转向即刻领钱的最低工资岗位，极易退化为长期“尼特族”。
移民家庭资源匮乏
在无职业资质群体中，非德籍及有移民背景青年占比极高。2024年20至34岁青年群体中，德国籍无资质率12.2%，外籍则高达37.2%，相差三倍。
阶层固化首先源于中等教育的“三轨制”分流。儿童完成小学后即被推选进入普通中学、实科中学或高级中学。早期分流高度依赖家庭文化资本与德语母语环境。移民家庭儿童因语言压力和辅导资源匮乏，被高比例筛入普通中学或无毕业证通道，直接失去双元制学徒面试机会。教育分层与培训筛选并非中性，早期分流、语言壁垒和家庭资源差异，持续放大“尼特”风险。
繁琐的跨国资质认证构成另一壁垒。新移民和难民青年原籍国积累的技能和经验，常因缺乏与德国标准化体系对应的书面证明而被法律文书门槛阻断。复杂的认证流程、昂贵的补修课程和强制性语言要求，让许多已具备技能的移民青年在冗长审核与等待中磨灭自我效能，被迫沉入劳动力市场最底层。
（作者系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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